9455澳门新葡萄娱乐场网站专家丨刘昌孝：邵阳回忆
发布时间：
2023-03-15
来源：
转载：科学与大健康微信公众号
邵阳回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草药》中、英文版主编 刘昌孝
2022年11月，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2022年版），其中，《中草药》保持了期刊领先的学术影响力，影响力指数在我国130种“中医学与中药学”期刊中位列第一。我作为《中草药》中文版与英文版主编，感谢主办单位天津药物研究院的全力支持，感谢杂志承办单位天津中草药杂志社社长和全体编辑部人员的奉献。
▲ 刘昌孝院士
《中草药》和《全国中草药情报中心站》诞生于1969年，正是化学工业部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战备搬迁到湖南邵阳的艰苦时期。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人扛起了中草药发展的大旗，让《中草药》成了“文革”期间国内唯一没有停办的科技杂志、《全国中草药情报中心站》成了全国没有停办的中草药信息交流的阵地。可惜，改革开放后，由于调整，《全国中草药情报中心站》停办了。好在，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主办的《全国医药工业情报中心站》继续发挥作用。
回顾历史，是为了不忘过去，珍惜今天！
1969年，化学工业部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号召，由总参军管，田登尧为军代表。这年冬天战备搬迁到湖南三线邵阳。决定搬迁之前，还去山西阳子关和湖北十堰等地寻找落脚地，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这时，上级要求我院必须在十五天之内迁至三线。接到这样的火速命令，当时的院军代表田登尧急得一连两宿没睡好觉。好在当时为战备迁往三线的单位比较多，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得知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南迁尚无落脚地，就提供了化工部所属中南制药厂（湖南邵阳）有厂房，还没正式投产的信息。军管会得此信息，立即向国务院汇报，得到了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的认可：“宝庆府（邵阳）是个好地方。”于是，机缘巧合，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就搬迁到了湖南邵阳。我们先遣队党委书记刘春风等九人向广州军区在湖南的代表候金龙汇报和确定有关事项。等待期间，先遣队九人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
▲ 创刊时的《中草药通讯》，由化学工业部中草药工业技术情报中心站出版。现在为《中草药》杂志。
搬迁到邵阳后，军管由总参移交到广州军区。那时我还很年轻，记得当时广州军区派来了两位军代表——派军代表与我院一直承担任务的特殊原因有关。我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军代表姓邵，另一位姓陈。我们南迁科技人员走出的路子是为国创新发展，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此后经历了科学春天的到来。这些经历足以成为我们眼中的无限风景的演变。时光飞逝，一晃都五十三年过去了。
去邵阳，我还是先遣队成员之一。记得那是1969年12月15日，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春风同志带队，带着包括我在内的先遣队九人，其他几位同志分别是刘德延、袁跃章、蔡永昆、翁娴珍、刘明升、温光明、龚竞春。我们从北京乘坐火车先来到湖南省会城市长沙，向湖南省委办理研究院南迁邵阳之事，一周之后才到达邵阳。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搬到邵阳后更名为湖南医药工业研究所。
▲ 南下时的“北京‘草帽还挂在灰暗的墙上。
在搬迁邵阳之前，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一直专注于药物研制，主要生产“三素一磺”，即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类药物和以磺胺药为基础的合成药。当然，这些药物大部分都是仿制的。1968年，早年留学归国的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沈家祥（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带领青年科技人员开展创新药物研究，其中有我。但是，在把新药推向临床之前，还得考虑如何制订一个科学的详细方案，是注射还是口服，每次多少剂量，多长时间给一次为好等等。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新药，需要了解它们在体内是如何变化的。在沈家祥的支持下，我组织了科技人员开展药物体内过程研究，组建了简陋的实验室——这是我国国内第一个药代动力学实验室。
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搬迁至邵阳，药代动力实验室自然也跟着来到了邵阳，从盖实验室到建动物场所，再到实验设计，我都亲自参与其中，我坚信药代动力学研究很有前景。
▲ 中南药厂职工宿舍。
我爱人也在研究院工作。根据研究院双职工必须南迁的规定，我一家三口都来到了邵阳。头两年，我们住在中南制药厂的宿舍，两年后搬迁到研究所自建的宿舍。研究所自建的宿舍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不管是两层还是三层，这些房子都只有一层是用红砖砌成的——空斗墙结构，二层三层均是用研究所职工自制的干打叠的土砖砌成。
我住的宿舍是两层土砖房的一层，我们当时还在墙边砌了个鸡窝，饲养过四只母鸡。说是饲养，其实也没费什么精力，母鸡们通常是自己觅食，有时一天能收获两个鸡蛋，这种收获的喜悦，现在回想起来，还能从我的心头荡漾起来。每家都在宿舍门前开辟了一块两三平方米的小菜地。春天，我们种了几棵辣椒和丝瓜，春种秋获，倒也自得其乐！那时的日子虽然清贫，但一天天乐呵呵的，没有那些想当官发财的烦心事情。
在邵阳期间，实验室条件当然十分简陋了，没有液相色谱仪，大量的生物样品只好进行层析柱分离，再用紫外分光仪测定。1973年经所领导同意，陈凱先（1999年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赶赴北京，将在北京展出一台简易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购进所里，成为当年国内第一个使用HPLC研究药代动力学的实验室。
1975年，我们还进口德国放射自显影仪和冰冻切片机，利用同位素技术开展研究，当时所所需的电子冰冻箱还是从附近的军工单位调抜来的。没有计算器，成千上万的密密麻麻的数据只好一个一个地笔算。
在三线，虽然物质匮乏，但精神资源丰富，我沉心科研，在牛棚中撰写出了国内第一本药物代谢动力学专著《药物代谢动力学》初稿。药代动力学学科的建立，几种新药试制成功，这些都是我在邵阳的收获。而且，《中草药》杂志在这个期间创刊并一直延续至今，连续多年在中药学类期刊排名第一。想想，仍让我现在感到自豪。
▲ 医工所职工宿舍。
2012年，我曾专门回过一次邵阳。故地重游，回顾我们曾经战斗、奋斗和生活过的地方。那条路还带着时代的记忆，叫“战备路”。从战备路拐进一条幽静的小路，进入实验区大门，正对的是科研大楼（当时成了食品研究所），大门右边是全国中草药情报中心站和中草药杂志编辑部，还有总工办公室，楼上为国内知名的药学图书馆。大门左边是药理学研究室和动物房。进入宿舍区，在上坡路的左边是机修车间和职工食堂，右边是抗生素研究室和国内首个药代动力学实验室（当时实验室最少七人，最多时达十人），其中有三个人是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的本科生。右边还有职工医务室，负责职工一般医疗用药和注射用药。然后进入环山路，向右走，首先看到的是幼儿园和托儿所，再后是我们当年干打叠的土砖房——家属宿舍、单身宿舍。
小区里许多楼房都是空空的，已经没有多少户人家在此居住了。除了我之外，沈家祥、陈凯先两位院士也曾在这里工作过。陈凯先院士现在还住在中南药厂宿舍，因为他夫人是中南药厂的职工。1982年，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从湖南迁回天津后，一部分人员进入天津市中药研究所，一部分人员进入天津市医药工业研究所。
在邵阳的十二年是让我思绪万千的十二年。我抚摸着当年住过的房子，看见那个带有“北京”字样的草帽仍旧挂在旧房子室内的墙上，仿佛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岁月。